中国诗歌一定能产生更多更好的无愧时代的伟大诗篇,他们的作品标志了国内各少数民族文学的新的发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结束了历史上长期存在的民族压迫制度,我国各族人民迎来了当家做主、平等团结、和平幸福的美好春天,也标志着我国各少数民族的诗歌进入了迅速崛起、发展繁荣的新时代。巴·布林贝赫、马瑞麟、康朗甩等众多少数民族诗人,以无比兴奋激动、欢乐舒畅的感情,歌唱生活的巨变和祖国的新生,歌唱边疆民族地区日新月异、如锦如绣的迷人风貌和祖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欣欣向荣的春天,歌颂我们亲爱的党、英雄的人民和伟大的时代。

少数民族文学与共和国一起走过了70年的辉煌历程。70年来,在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扶持下,少数民族文学事业蓬勃发展,各民族作家快速成长,小说、诗歌、散文、戏剧和电影文学佳作迭出,文学理论与批评不断深化,各民族优秀文学遗产的保护、传承成效显著。少数民族文学在增强各民族四个认同意识,促进各民族团结进步,加深各民族之间交流互鉴,讲好中国故事,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等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巴·布林贝赫先生是用一生时间为人民放歌、为祖国歌唱、为党抒怀的一代学者型诗人。在60余年的文学创作、研究和教学中创作出《圆圆的山峰》《生命礼花》《银色世界的主人》等脍炙人口的诗歌和《蒙古诗歌美学论纲》《蒙古英雄史诗的诗学》等享誉海内外的研究专著,引领了一个时期蒙古文学的发展繁荣。

作者:叶延滨

在党和国家的民族政策和文艺方针的光辉照耀下,不仅像尼米希依提、纳·赛音朝克图、擦珠·阿旺洛桑、沙蕾、牛汉、木斧、康朗英、康朗甩等这些早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就活跃于诗坛的老诗人,重新开放出绚烂的艺术花朵,而且在各少数民族中都迅速涌现出一批又一批的诗歌新秀。许多过去只有口头流传的民歌民谣和民间叙事诗的少数民族,也开始有了自己用笔写作的第一代诗人和诗群。

一、突飞猛进的前十七年

2018年是巴·布林贝赫先生诞辰90周年,2019年是他逝世10周年。他在这个世界上生活了81年,给我们留下了无限的回忆。

诗人应该如何回应时代的呼唤,这是一个常说常新的问题。社会的进步,技术的发展,让我们进入全新的信息时代。新的传播手段,让诗歌这种曾是少数精英写作的“文学皇冠”艺术,变成了大众传情达意的工具,繁荣和杂芜共存,多样与无序同在,先锋与通俗携手。诗歌这门艺术,其边界被各种突破和探索改变,在一些人那里,诗歌成了一种面貌模糊的快餐产品。更有激进者和无知者进行无底线的尝试,以惊世骇俗的语言涂鸦从事所谓的诗歌写作。因此,真正热爱诗歌并坚守诗歌精神的诗人们,在今天需要更加努力回应时代的呼唤,写出无愧时代的诗篇,这是诗人的天职与担当。

70年来,我们少数民族的诗歌创作队伍在生活激流和时代风云中日益壮大并不断成长起来。我们已经拥有一支包括几代诗人在内的、阵容可观、成果丰硕、前程远大、不可低估的少数民族诗歌创作队伍。55个少数民族都有自己的诗人,有的民族已拥有数以百计的诗人群体。光从历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的评选来看,共有100多位少数民族诗人的167部(篇)诗集(长诗、短诗)获奖。在中国作协举办的全国优秀新诗(诗集)评奖和后来的鲁迅文学奖评选活动中,也都有少数民族诗人的诗集获奖。

1949年,《人民文学》“发刊词”提出了少数民族文学概念,确立了少数民族文学在中国文学整体格局中“新文学”的属性和在中国文学学科体系中的地位,这是中国文学史上的重大事件,表明了党和国家促进各民族文学共同发展的明确意图,少数民族文学的发展得到了充分的制度保障,少数民族母语文学创作和汉语文学创作快速发展。在母语文学创作方面,蒙古文《内蒙古文艺》、维吾尔文《塔里木》、朝鲜文《延边文学》、哈萨克文《曙光》等少数民族语言文字文学期刊纷纷创刊,《内蒙古日报》《西藏日报》《新疆日报》《东北朝鲜人民报》等报纸的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版的“文艺副刊”也成为少数民族文学作品发表的重要阵地。纳·赛音朝克图、巴·布林贝赫、敖德斯尔、恰白·次旦平措、班觉、铁依甫江·艾里耶夫、克里木·霍加、库尔班阿里、乌玛尔哈孜·埃坦、郝斯力汗、巩盖·穆哈江、热合买托拉·艾甫西,朝鲜族诗人金哲、金学铁、李根全、吴其拉达、康朗甩等,都是深受本民族读者喜爱的母语作家和诗人。汉语文学创作方面,《草原》《天山》《边疆文艺》《山花》《四川文学》《广西文学》《青海湖》《宁夏文学》等民族地区文学期刊承担起扶持本地区多民族文学发展的重任。《人民文学》《诗刊》《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在引领少数民族文学发展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

巴·布林贝赫是牧民的儿子,人民的诗人。

努力提升诗歌精神的时代高度,是中国诗人特别是百年新诗历史所证明的诗之大道。百年中国新诗的合法性,就是真实地记录并表达了中华民族奋起反抗、争取自由解放的百年心路历程,成为中国人百年来振兴中华的情感史。中国新诗在民族危亡和社会变革的每个历史时期,都产生了代表性的诗人和里程碑式的诗篇。在“五四”时期,胡适、郭沫若、徐志摩、李金发、冰心、冯至等,都是开一代风气的大家。抗战时期,艾青的《我爱这土地》、光未然的《黄河大合唱》、田汉的《义勇军进行曲》,还有田间、李季等一大批诗人的作品,记录了中华民族危亡时用血肉筑起长城的精神。新中国成立之初,贺敬之的《放声歌唱》,以及郭小川、邵燕祥、闻捷、公刘等诗人的作品,记录了一个站起来的新中国所激起的浪漫情怀。直到改革开放,重新歌唱的牛汉、绿原等老诗人,以及舒婷、顾城等青年诗人的作品,呈现改革开放和思想解放的中国重新焕发青春的气象……百年新诗历史中,对于与时代与民族紧密联系的诗人,可以列一个长长的单子,写一部厚厚的专著。坚守中国新诗与时代同行的初心,不忘中国新诗与中华民族同呼吸、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鼓与呼的使命,中国诗歌一定能产生更多更好的无愧时代的伟大诗篇。

70年来,几代少数民族诗人与时俱进,观念不断更新、思想不断深化、眼界不断开阔、技巧不断提高。与此同时,他们都坚持从自己脚下的土地出发,从自己的生活体验和切身感受出发,从时代、祖国和人民的需要出发,他们想到自己作为一个民族的时代歌手和人民代言人的崇高使命,因而渗透在他们全部作品中的,首先是一种对自己故乡、民族和祖国的深深的爱,是一种由衷的深沉的爱国主义激情。

1950年《人民文学》第1期发表了陈清漳、鹏飞、孟和巴特、达木林等翻译、整理的《嘎达梅林》,1952年《人民文学》第1期发表了蒙古族作家玛拉沁夫的小说《科尔沁草原的人们》、哈萨克族诗人布卡拉的哈译汉诗歌《复仇的姑娘》、苗族诗人永英的诗歌《我们是一群苗家》,少数民族民间文学和作家文学成为共和国文学大花园中的灿烂花朵。

90年前,巴·布林贝赫出生于凄风苦雨的巴林草原,父亲巴德玛宁布,一个勤劳善良的普通牧民,母亲哈斯花,一个贤惠仁慈的民间歌手。巴·布林贝赫家境贫寒,从小经历了生活的艰难困苦。清贫的生活让他懂得珍惜,艰难的人生让他懂得奉献。1943年,巴·布林贝赫进入固日古勒台公办初级小学,踏上求学之路。知识的光芒点亮了他心灵的一盏灯,1946年,巴·布林贝赫创作了处女作《圆圆的山峰》,踏上了永无止境的艺术探险之路。《圆圆的山峰》既有民间文学底蕴,又有书面文学色彩,既有对苍茫大地的眷恋,又有崇高的革命热情,淋漓尽致地展现了少年诗人内心世界的丰满和与众不同的才气。1948年,巴·布林贝赫参加革命,开启了军旅生涯。军营,这一崇高、严厉、规范的特殊环境磨练了青年诗人巴·布林贝赫的生活习惯、人生理想以及工作作风。他创作上的精品意识、治学上的严谨态度、生活上的规矩作风,或多或少来自于军旅生活。

努力开拓诗歌题材的社会深度,是中国诗人在改革开放四十余年所做的最重要工作,也是诗人今后应该继续努力的方向。诗坛空前繁荣纷杂,认真梳理一下,在过去的四十多年间,以下三种创作主潮深化了中国诗歌的题材,值得总结经验,以推动诗歌健康发展。

少数民族诗人热爱自己的祖国和人民,热爱自己所处的伟大时代。他们扎根在民族生活的深厚土壤之中,前进在时代变革的广阔天地里,敏锐地感受着时代脉搏的跳动。他们努力使自己与时代同步,与人民同心,认为能自由地为祖国、人民和伟大时代而歌唱,是自己的神圣职责和光荣使命。克里木·霍加说:“潜入生活海洋的最底层去吧,让你的心变成人民的回音壁。”巴·布林贝赫说:“在我看来,对于母亲的爱、祖国的爱和党的爱,不可分割地融为一体。”

少数民族作家文学从一开始就作为新中国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受到重视,并被赋予了特殊使命。因此,《人民日报》称赞《科尔沁草原的人们》这篇“新型文学”“写了新的主题、新的生活、新的人物,反映了现实生活中先进的力量,用新的伦理和新的道德精神教育人民”。这五个“新”,代表了国家对少数民族文学思想内容价值评价的基本取向。正因如此,在1953年第二次文代会题为《为创造更多的优秀的文学艺术作品而奋斗》的报告中,周扬将少数民族文学的崛起称为“文学领域中的值得特别注意的现象”,他从少数民族作家队伍、少数民族文学作品的思想内容、少数民族文学历史三个方面,高度评价了少数民族文学在中国文学和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的重要地位,称赞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出现了“新的少数民族的作者”,“他们以国内各民族兄弟友爱的精神,创造了少数民族人民中先进分子的形象,真实地描写了少数民族人民生活的新旧光景”,“他们的作品标志了国内各少数民族文学的新的发展”。这对少数民族文学作出了整体性的高度评价。

1956年,巴·布林贝赫参加全国青年作家创作会议,加入内蒙古作家协会。1958年3月,他从部队转业到内蒙古大学蒙古语言文学系,任教终身。大学讲台,这一平凡而神圣的岗位让他懂得崇尚知识的神圣、培养人才的重任、追求卓越的快乐。从军也罢、从教也罢,他始终坚持文学创作,任何时期、任何困境中从未放弃、从未动摇艺术探险,用毕生的精力、才气和智慧,始终讴歌党、讴歌祖国、讴歌人民、讴歌英雄,创作出《圆圆的山峰》《心与乳》《生命礼花》《银色世界的主人》《命运之马》等脍炙人口、广为传诵的美妙诗章。其中抒情长诗《生命礼花》是诗人的代表作,也是那一时代的巅峰之作,成为红色经典。巴·布林贝赫用毕生的才华、智慧和汗水,缔造了庞大的文学世界,以其来抵制、批判现实生活中的庸俗、愚昧和邪恶,捍卫、歌颂、拥护现实生活中的光明和善良,开创了一代文学之风。他的文学世界丰满而多样、淳朴而豪迈、清澈而透明,充满草原气派和游牧生活气息。他的诗歌犹如万马奔腾,豪迈无比;犹如一汪清水,清澈无底;犹如陈年老酒,芳香醇厚;犹如熊熊烈火,热情奔放,其字里行间弥漫着乡情、友情、亲情和人性的光芒。

其一,面对世界的向外姿态。自20世纪末以来,中国孕育了影响深远的现代主义诗歌潮流。中国诗歌的复苏,缘于改革开放初期的思想解放运动,对外开放让中国年轻一代有机会接受现代文学思潮。《诗刊》在1980年举办了青年诗人改稿学习班,并以“青春诗会”的名义整期发表了参加这次活动的17位诗人的作品,引起轰动。其中部分诗人正学习现代主义表现手法,这从某种意义上表明现代主义诗潮得到主流诗坛的认可。中国有现代主义倾向的新诗潮被称为“朦胧诗”,这个称呼表明了这些诗歌在传统读者眼中是一个形象模糊的角色,同时由于中国传统诗歌美学和现代诗所借鉴的西方现代主义美学的差异,朦胧诗的出现,也产生了读者疏离诗歌的效应。中国的现代主义思潮,在不断的争论中发展。

正因为对扎根生活土壤、歌唱祖国人民和伟大时代有如此深刻的认识和自觉的追求,少数民族诗人始终坚持正确的创作方向和诗歌精神。70年来,在几代少数民族诗人的创作中,始终贯穿着歌唱新中国、歌唱新生活、歌唱新时代这样一条红线。即使是在“文革”十年当中,有的少数民族诗人仍能保持“清醒的理智”和“坚定的信念”,在偷偷写着当时不可能发表的诗,表达自己对人民忧患、祖国安危和人类命运的思考。如牛汉、黄永玉、克里木·霍加等在“文革”中就写了不少后来发表并获奖的好诗。少数民族诗人们在新时期40多年来创作的大量优秀诗篇,更是以一种深沉的历史感、深刻的思想力量和强烈的时代精神,激荡着我们的心。他们以自己内心深处涌流出来的真诚、深挚的火热情感,以自己在改革开放的生活激流中经过深思熟虑的独到认识和深刻理解,来歌唱时代生活,歌唱祖国人民,揭示和创造人民所需要的艺术世界。

少数民族文学的发展,始终是在党和国家的重视以及各民族作家的共同推动下实现的。1955年1月,玛拉沁夫呼吁要从发展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多民族文学的角度,扶持少数民族文学发展的建议受到高度重视。1955年5月,中国作协召开少数民族文学座谈会,了解各民族文学的历史和现状,倾听各民族作家对发展少数民族文学的意见和建议。1956年,中国作协第二次理事会会议上,老舍作了《关于兄弟民族文学工作的报告》。报告从“民族文学遗产和新文学兴起”、“开展搜集、整理、研究工作”、“翻译问题”、“克服大汉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四个方面,全面介绍了少数民族文学的基本情况和存在的问题,指出:“有文字的民族,像蒙古、维吾尔、哈萨克与朝鲜等族,已经有了新时代的现实主义文学。没有文字的民族也产生了用汉文写作的作家。多民族的文艺已不是一句空话了。”针对过去对少数民族重视不够和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报告”提出了8项具体措施。

诗人是人间真善美的歌者,大地与苍天的歌手。蒙古人相信诗有神力,语言有魔法,相信诗人有灵气,诗人是萨满的延续,是与天对话的人。巴·布林贝赫用生命的音符谱写了代代相传的美丽而动听、众人向往的草原诗章。文学创作是他生命中最强烈、最宏亮、最持久的旋律,他用优美细腻、秀丽委婉的诗歌诠释了生命的卓越、艺术的真谛,给后人留下了无限的想象和向往,树起了一代文学巨人不可磨灭的一座精神丰碑。

其二,面对现实的向下姿态。向下面对脚下土地的写实主义和民间的姿态,经过近四十年多次流变而成为诗坛主要的新写实主义诗潮。20世纪70年代后期,一批老诗人,如艾青、公刘、蔡其矫、白桦、绿原、曾卓、孙静轩、牛汉、邵燕祥、昌耀等重新回到文坛,同时也涌现了一批优秀的青年诗人。这两部分诗人在七八十年代发表了大量表现大众生活、呼唤思想解放的诗篇,如舒婷《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雷抒雁《小草在歌唱》、傅天琳《汗水》等。这种潮流受到了读者的追捧,在推进思想解放运动中起到了鼓动作用,同时其文学资源和诗歌元素大多来自生活,具有较强的民族性,与现代主义形成并立潮流。到20世纪90年代,诗坛这种关注现实的诗歌发生流变,出现了新乡土诗、城市打工诗以及口语写作等。这股潮流中的诗人,注重用生活中鲜活的口语作为诗歌语言,为普通百姓呐喊,同时强调自我独特的创作风格。这些作品不拒绝在表现手法上向西方学习,但诗歌的元素和资源是目光向下,面对本土。于坚、尚仲敏等诗人的作品都表现出鲜明的“民间”色彩。网络的出现,加快了诗歌在民间普及,在各地出现了大量杰出的青年诗人,特别是进入城市的新移民诗人,如写乡土诗的马新朝、田禾等。进入新世纪后,成熟并且风格鲜明的诗人依然引领诗坛,如诗人吉狄马加写了大量关注人类共同命运的力作,诗人陈人杰连续三届担当援藏工作,在高寒之地写下心血之作《西藏书》,梁平对巴蜀文化的诗性解构,胡弦对人性的深度探求,张执浩朴质口语的诗性表达等,都呈现了关注现实的特征。及物写作与表现自我之结合,成为诗坛的新主潮。

少数民族诗人们还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和优势:他们都能够把自己艺术生命的根深深地扎在本民族的文化传统和人民生活的深厚土壤中,比较注意从本民族独具风采的民间文学宝库中,从规模宏大的英雄史诗、神话传说、长篇叙事诗和简洁精美的民歌民谣中吸取丰富的养料,从本民族的人民生活中汲取素材、主题、情节、语言、诗情和画意。因此,他们的诗歌在题材、内容上,在语言、形式、风格上,都有着鲜明的民族色彩和民族气派。

1959年,在庆祝新中国成立10周年的时代语境中,《文艺报》用“突飞猛进”高度评价10年来少数民族文学的发展状况,指出:“许多兄弟民族都已经建立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新文学,产生了用本民族文字写作的或者用汉文写作的新作家和新诗人;很多民间老歌手重新获得歌唱的生命”,“我们也把曾经是‘一穷二白’的兄弟民族文学领域改造成万紫千红、争妍斗丽的大花园。这是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现象”。此外,邵荃麟在《文学十年历程》中,特别指出中国文学史“第一次出现多民族文学的共同发展与繁荣”。毛星在《对十年来新中国文学发展的一些理解》中,也将少数民族文学遗产挖掘、整理和少数民族作家的成长称为“我国文学发展中值得特别注意的大事,是我国文学在社会主义时代的崭新的发展”。郭光的《建国十年来的兄弟民族文学》中,分别对维吾尔族、哈萨克族、蒙古族、朝鲜族等民族的当代文学进行了全面总结和评价。上述评价都指认了一个基本事实:没有党和国家的重视,没有各民族作家的共同努力,就不可能有少数民族文学的发展。

巴·布林贝赫是草原的思想者,一代杰出的学者。

早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初期,一批少数民族诗人就创作了许多富有独创性和民族特色的诗歌作品,在中国诗坛上构成了一道独放异彩、耀人眼目的风景线。

1960年,老舍在中国作协第三次理事会议上所做的《关于少数民族文学工作的报告》,从少数民族民间文学搜集整理、少数民族文学史编写、少数民族文学组织、民族语言文学期刊和少数民族母语创作、少数民族作家队伍的成长和群众性创作活动等方面,全面总结了新中国成立后少数民族文学取得的成绩,提出亟待解决的问题。该报告全面反映了新中国成立后少数民族文学各领域取得的实绩。

假如诗歌创作是巴·布林贝赫生命旋律中最为美妙动人的音符,那么诗歌研究、诗学理论建构理应是他生命旋律中最为深邃强劲的音符。巴·布林贝赫是诗人中的杰出学者、学者中的杰出诗人。在他身上,感性显现与理性思索、浪漫情怀与敏锐思考、诗性冲动与理论判断、形象把握与逻辑推理,水乳交融地完美结合在一起,形成超强的混合思维模式和思维节奏。他笔下流露出来的,无论是诗歌语言,还是学术语言,飘逸传神,把学术论文写得像诗歌一样优美动人,把诗歌写得像童话一样美轮美奂。可见,巴·布林贝赫先生的语言功底非同一般,他把蒙古语的表现力发挥得淋漓尽致,让很多作家望尘莫及。

一批根据民族民间故事创作的叙事长诗,以朴素、清新、明丽、丰富的语言,通过许多生动活泼的人物形象的塑造,深情独特地揭示了少数民族人民的精神美、心灵美,强烈深刻地表现了他们反对黑暗势力、追求幸福自由的坚强意志和崇高理想。如韦其麟的《百鸟衣》、包玉堂的《虹》、苗延秀的《大苗山交响曲》、汪玉良的《马五哥与尕豆妹》、沙蕾的《日月潭》、牛相奎和木丽春的《玉龙第三国》等。

1960年代初期,少数民族作家队伍已经初具规模,老舍、玛拉沁夫、李乔、陆地、祖农·哈迪尔、克尤木·吐尔迪、郝斯力汗、苏晓星、普飞、那家伦、伍略、孙健中、关沫南、李惠文、李根全、饶阶巴桑、纳·赛音朝克图、巴·布林贝赫、安柯钦夫、扎拉嘎胡、敖德斯尔、铁依甫江·艾里耶夫、库尔班阿里、克里木·霍加、汪承栋、韦其麟、杨苏、苗延秀、包玉堂、吴琪拉达、康朗英、康朗甩、毛依罕、琶杰等成为具有广泛影响的作家,少数民族小说、诗歌、戏剧和电影文学等各个领域都产生出佳作,如《茫茫的草原》《欢笑的金沙江》《美丽的南方》《起点》《锻炼》《红路》《在幸福的道路上》《没有织完的统裙》《这一代人》《金子》《泉水之歌》《老虎崖》《给我一枝枪》《侗家人》《从小毡房走向全世界》《狂欢之歌》《生命的礼花》《刘三姐》《阿诗玛》《喜事》《哈森与加米拉》《订婚》等作品。这些佳作真实生动地反映了少数民族发生的历史性巨变,塑造了一大批具有鲜明民族性格的人物形象,体现出较高的思想艺术水平。

巴·布林贝赫先生撰写的四部诗学著作《心灵寻觅者的札记》、《蒙古诗歌美学论纲》、《蒙古英雄史诗的诗学研究》、《直觉的诗学》,是蒙古诗学体系的奠基之作,彰显了作者非凡的理论概括力、精准的语言表现力、敏锐的思辨判断力、奇妙的逻辑想象力。

许多诗篇绚丽多姿地抒写了各少数民族人民的传统习俗和民族风情,生动有趣地展现了少数民族人民的爱情婚姻和文化生活,而引起读者的注意。如包玉堂的《仡佬族走坡组诗》、纳·赛音朝克图的《蓝色软绸缎的“特尔力克”》、吴琪拉达的《该把口弦挂在谁的胸上》、张长的《爱伲人的婚礼》等。

中国少数民族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积累的丰富的文学遗产同样受到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对各民族民间文学的搜集、整理和研究,是本时期少数民族文学取得的又一重大成就。例如,在史诗和叙事诗方面,《格斯尔》《英雄格斯尔》《格萨尔王传·霍岭大战》《梅葛》《阿细的先基》和《创世纪》等史诗先后面世。《嘎达梅林》《阿那尔汉的歌声》《阿诗玛》《召树屯》《松帕敏和嘎西娜》《蜂花相会》《逃婚调》等长篇叙事诗引起人们广泛注意。1958年开始的“三选”工程,对少数民族民间文学经典化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巴·布林贝赫是民族的精英、优秀的知识分子。

更多的诗歌则着力于别开生面地反映少数民族的新生活、新思想和新追求,热情洋溢地抒发和表达本族人民在新时代的欢乐感情和美好畅想。如库尔班·阿里的《从小毡房走向全世界》、康朗甩的《傣族之歌》、康朗英的《金纳丽在飞翔》、饶阶巴桑的《牧人的幻想》、巴·布林贝赫的《生命的礼花》等。还有柯岩、高深、汪承栋、柯原、金哲等一批诗人的各类题材的诗作,也都产生过较大的影响。

这一时期的另一重大成就是少数民族文学史的编写。1958年7月,中共中央宣传部召开少数民族文学史编写工作座谈会,制订了编写各少数民族文学史或文学概况的详细计划。1959年,《白族文学史》《纳西族文学史》率先出版,结束了少数民族没有文学史的历史。在此后不到一年的时间,白族、纳西族、苗族、壮族、蒙古族、藏族、彝族、傣族9个民族编写出文学史,布依族、侗族、哈尼族、土族、赫哲族、畲族6个民族编写出了文学概况。由国家主导的少数民族文学“三选一史”编撰工作,在历史上第一次将少数民族文学发展历史纳入到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知识体系,这是中国历史知识体系的划时代变革,也是人类文学史的一个创举。

巴·布林贝赫的人生经历非常丰富,他走过的道路,是从一个牧民的儿子逐步走向优秀知识分子的道路,从一个文学写作者逐渐走向一代文学巨人的道路,从一个普通文学评论家逐步走向一代杰出学者的道路。他的精神世界丰满而多彩,高尚而纯粹,给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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