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片 1

对中国宗教研究的未来可能加以展望和探索,建设一支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宗教理论研究工作队伍

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第一批四种思想政治理论课教材和五种专业基础课教材业已出版。还有若干教材正在编写过程中,《宗教学》教材是其中之一。以下是该教材编写组首席专家叶小文对教材编写思路的解读。

奋进的历程:30年,宗教学成为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中的显学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成果解读

图片 1

时代的呼唤

1976年“四人帮”垮台,“文革”结束。1978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吹响了改革开放的新号角。它不仅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打破了政治上经济上的封闭状态,激活了社会生活,也解放了人们的思想,迎来了文化发展繁荣的春天。随着哲学社会科学的复苏与开展,宗教研究也活跃起来,宗教学的名称开始见于文件和报刊。刚刚成立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前身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联络全国的学者,陆续在各地举办人文社会科学各学科研究规划会议,重新组织学术队伍,全面开展学术研究。1979年2月,全国宗教学研究规划会议在昆明召开,与会者有130余人,包括老、中、青三代学人,世界宗教研究所承担了会议组织工作。中国社会科学院领导梅益出席会议。老一辈人士与学者中有丁光训、任继愈、季羡林、蔡尚思、罗竹风、陈国符、徐怀启、侯方岳、严北溟、方国瑜、陈泽民、姜椿芳、徐梵澄、纳忠、王神荫、马贤、谷苞、熊德基、王怀德、郭朋、石峻、马学良、张德光等,还有一批当时处在壮年的学者,如罗冠宗、韩文藻、王尧、卿希泰、丁汉儒、马兆椿、勉维霖、多杰才旦、高振农、肖志恬、朱德生、黄心川、赵复三、郑建业、耿世民、马耀、朱天顺、唐明邦、陈修斋、徐如雷、尹大贻等。当时处在中青年的学者,有吕大吉、金宜久、何耀华、王友三、陈启伟、戴康生、闫韬、李富华、牟钟鉴、张义德等。这次会议实现了政、教、学三界的联合,成立了中国宗教学会,决定创办《世界宗教研究》,号召在全国各地开展宗教研究。会上发言批判“宗教鸦片基石论”,提出要清除“文革”左倾思想影响,重新解释马克思主义宗教理论,认为宗教信仰自由是人民群众的神圣权利,必须坚决维护。虽然观点上有分歧,但理性的态度是主导性的。这次会议是中国宗教学正式兴起的标志,它的历史功绩将载入史册。从此,宗教学研究在全国各地蓬勃开展起来。

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传到中国已有大半个世纪,经历了曲折,并逐渐结合中国的国情,不断融会中华文化,有了创新性的发展历程:对前苏联的宗教理论政策进行反思,结合建国以来的经验教训,从中国历史与现实出发,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华传统和国情结合起来,并根据时代和社会主义事业的新的需要,从革命斗争的轨道转移到和平建设的轨道,从贵斗哲学为主导转变为贵和哲学为主导;在宗教理论政策上从以限制、监督为主转变为以保护、引导为主。中国学者以唯物史观事实求是的科学态度开展宗教研究,创造性解释马克思主义宗教理论,广泛吸收西方宗教学成果,结合世界和中国宗教的历史与现实,建设了中国特色的宗教学理论体系;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的基本观点与核心内涵,用以充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指导或影响宗教与社会主义之间关系的调整,在实际生活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逐渐形成既不同于西方也不同于前苏联的中国模式。

[论文提要]:本文结合学习毛泽东主席关于研究世界宗教的重要批示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世界文明的系列讲话来论述当代中国宗教研究的定位、任务及意义,对世界宗教研究所建所50周年、尤其是自改革开放以来在宗教研究领域所取得的进展加以回顾和思考,对中国宗教研究的未来可能加以展望和探索,并对世界宗教研究及宗教学学科体系的任务和内容提出自己相应的见解及观点。

问:现在很多人关注宗教问题,您怎么看?

1982年,中央发布了《关于我国社会主义时期宗教问题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政策》,即19号文件。文件将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与中国国情和社会主义时期的实际相结合,从正反两面总结了历史经验和教训,系统阐明了中国共产党人对宗教的基本观点。指明了宗教在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的长期性,中国宗教在新时期所发生的根本变化,尊重和保护宗教信仰自由是一项长期的基本政策,团结信教和不信教的群众,把他们的意志和力量集中到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上,是宗教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文件还提出:“建设一支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宗教理论研究工作队伍,努力办好用马克思主义研究宗教问题的研究机构和大学的有关专业,是党的理论队伍建设的一个不可缺少的重要方面。”这个文件的颁布,不仅使宗教工作开辟出新局面,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得到逐步落实,也极大推动了宗教学研究的深入开展。

马克思主义宗教观; 中国化; 系统化;

[关键词]:世界宗教;世界文明;宗教研究;宗教学;神学

叶小文:宗教是人类社会长期的客观存在。马克思说宗教只是虚幻的太阳,当人没有围绕自身转动的时候,它总是围绕着人转动。此话讲的是宗教与人的难解之缘。进入新世纪,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的主题,但各种矛盾错综复杂,各种力量激烈较量。世界在发烧,宗教也在发热。我们一方面看到了宗教领袖们活跃的身影,他们在许多场合、通过多种形式,从各自宗教的角度,就当今世界人类共同面临的环境保护、消除贫困、社会公正、世界和平等问题,发出中肯的呼吁、采取积极的行动。但另一方面,冷战结束以来,宗教越来越被成为引起世界不安宁的一个因素。我国已进入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和改革攻坚的关键时期。给我国发展进步带来强大动力和巨大活力的空前的社会变革,同时又必然带来这样那样的矛盾和问题。在我国的黄金发展期和矛盾凸显期,宗教应发挥积极作用,为发展帮忙;而不是释放消极作用,在矛盾中添乱。

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中央提出“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理论观点,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首次从正面阐明了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的相容关系,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为宗教工作和宗教研究开辟了广阔的空间。

牟钟鉴;

在1963年底,毛泽东主席对中国进行专门的、学术的、建制性的宗教研究做出了重要指示,随后任继愈先生以北京大学哲学系的教师为主,并聚集全国研究宗教的知名学者,于1964年组建了当时隶属于中国科学院的世界宗教研究所。今年,我们迎来了世界宗教研究所建所50周年纪念。回顾任先生等老一辈学者筚路蓝缕的开创之功,综观50年来我国宗教研究取得的巨大成就以及中国宗教学学科体系的建立和发展,我们深有感触,思绪万千。宗教研究学科体系建制在1964年的创立乃中国当时学术领域中零的突破,而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改革开放的兴起则带来了当代中国宗教研究的飞跃。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第二代领导人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带领全党、全国人民拨乱反正、承前启后,走出“文革”乱局,使中国社会发展出现了日新月异的变化,让中国真正能以强盛之势登上世界舞台。改革开放以来党中央的英明领导,使我们不仅有社会的繁荣兴盛,而且在理论及学术研究上也出现了全新面貌。中国的宗教研究正是在这一时代氛围中发展前进的,对其取得的成就我们理应充分肯定,并热情支持其开拓、创新。当然,学术研究鼓励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我们在宗教研究领域也会遇到不同见解、多种观点。本着求同存异、和而不同的学术开明及开放精神,朝着实现社会和谐、人类和平的愿景,在此想就世界宗教研究的基本思路和社会旨归加以梳理,谈点个人的初步见解。

问:《宗教学》教材的编写也因此受人关注?

21世纪开始以来,中央又提出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主张发挥宗教在构建和谐社会和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积极作用,为宗教工作和宗教学研究指明了主导性的建设性的方向。

Mu Zhong jian(School of Philosophy,Central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Beijing,100081)

一、对毛主席重要批示的学习理解

叶小文:编写这本教材,是客观、理性地认识和把握宗教问题的需要,是引导宗教在促进当代中国社会和谐、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发挥积极作用的需要,是为党和国家宗教工作、宗教政策立论的需要,也是宗教学学科建设的发展和创新的需要。

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科学系统从世界宗教研究所一个宗教研究机构,发展出许许多多研究机构,大多数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社会科学院都陆续建立了宗教研究所或研究室;一大批有影响的大学如北大、人大、中央民大、复旦、武大、中大、山大、厦大、南大、川大、浙大等,纷纷成立了宗教学系、宗教学专业或宗教研究所,设置宗教学专业的本科、硕士点、博士点,培养出一批又一批宗教学专业人才,不断充实相关领域的教学、科研和管理的力量。目前仅中央民族大学宗教学专业就有在读博士生26名,硕士生24名,本科生135名。宗教研究刊物也多了起来,如《世界宗教研究》、《中国宗教》、《宗教学研究》、《当代宗教研究》、《中国宗教学》、《宗教》、《世界宗教文化》、《宗教与民族》、《佛学研究》、《佛教文化》、《法音》、《中国道教》、《中国穆斯林》、《回族研究》、《金陵神学志》、《天风》、《中国天主教》等。宗教学界的刊物提倡理性的研究,宗教界的刊物当然在教言教,也不乏学术性的文章。还有一大批地方性宗教研究刊物,如《福建宗教》、《上海道教》等,不下数十种。各地宗教学研究在共同发展中又形成各自的特色。如世界宗教研究所一直保持着它的学科分支齐全、承担国家项目众多的传统,中国人民大学佛教与宗教学理论基地的特色在佛教与基督教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哲学与宗教学系的特色在民族宗教学研究,四川大学宗教研究所的特色在道教与宗教学研究,浙江大学基督教与跨文化研究中心的优势在基督教与宗教对话研究,山东大学犹太教与跨宗教研究基地的特色在犹太文化研究,上海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的特色在当代宗教研究,宁夏社会科学院回族伊斯兰教研究所的特色在伊斯兰教研究,等。

中央民族大学哲学院;

毛主席在1963年12月30日关于“加强宗教问题的研究”这一重要批示中指出:“这个文件很好。但未提及宗教研究。对世界三大宗教,至今影响着广大人口,我们却没有知识,国内没有一个由马克思主义者领导的研究机构,没有一本可看的这方面的刊物。《现代佛学》不是由马克思主义者领导的,文章的水平也很低。其他刊物上,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写的文章也很少,例如任继愈发表的几篇谈佛学的文章,已如凤毛麟角,谈耶稣教、回教的没有见过。不批判神学就不能写好哲学史,也不能写好文学史或世界史。这点请宣传部同志们考虑一下。”[1]在这个重要批示的指导下,中国的宗教研究出现了质的突破。任继愈先生率领中国学术界的专家学者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以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研究宗教,从而突破了以往主要由宗教界内人士研究其宗教的局限,在中国形成了真正宗教学学科意义上的宗教研究。在此后50年尤其是在中国改革开放的这30多年,中国宗教研究飞速发展,基本形成了中国宗教学研究体系和学科格局,推出了众多研究成果。

问:你们要编写的《宗教学》,为什么定位于马克思主义宗教学?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自1983年设立以来,宗教学学科组评审资助了许多宗教研究项目课题,并向青年项目倾斜,鼓励青年学者探讨宗教。30年来,宗教学学术专著大量出版,发表的论文数量庞大,在流通市场中呈现出一派繁荣的景象,作者和读者的队伍同时迅速壮大了。根据国家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中国社会科学院图书馆和中央民族大学图书馆4家资料统计,至2006年5月馆藏宗教类中文图书约1700余种,包括专著、论集、译著、文献注讲与选编、工具书等,作者以大陆学者为主,兼顾港澳台学者,其中大部分书籍是改革开放以来出版的,并且增加很快。国内唯一专业性的宗教文化出版社成立13年来共出版宗教类图书1000余种。中国民族报社开办了《宗教周刊》,深受社会的欢迎。与此同时,国内外宗教学学术交流和研讨活动频繁,规模也在不断扩展。中国与海外宗教学者互访,请进来,走出去,通过对话交流相互促进。西方宗教学的经典著作和当代名著的翻译工作得到空前的发展,系统性强,涵盖面大,消除了不少文化交流中的文字障碍。大陆宗教学的活跃,得益于吸收海外国外的研究成果,反过来也促进了海外国外学界对中国宗教及研究的关注。海峡两岸的宗教学交流成为两岸文化交流中活跃的组成部分,它和两岸宗教界的交流汇合起来,推进了两岸和平统一事业。

一、概 述

仔细研读毛主席“加强宗教问题的研究”这一重要批示,我们至少可以把握如下一些层面的研究思路:其一,毛主席看到世界三大宗教在全世界范围内“影响着广大人口”,是一种普遍存在,而对此当时“我们却没有知识”,故而必须加强对世界宗教知识层面的研究。我们研究所之所以被称为“世界宗教研究所”,正是基于毛主席要研究世界宗教、掌握其基本知识的思想。为此,任继愈先生才特别强调在世界宗教研究上“积累资料”是我们的一大基本任务。其二,中国必须要有由马克思主义者领导的宗教研究机构,创办相应的刊物,发表高水平的学术研究文章。所以,世界宗教研究所从建所至今都一贯强调并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并系统开展对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研究,建立了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研究室。尽管研究所的各届负责人在学术观点、理论认知上可能会有些不同,但大家都强调并坚持马克思主义对宗教研究的指导,对此绝没有丝毫动摇。其三,毛主席肯定了任继愈先生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所开展的佛学研究,但进而指出还必须以此来开展对基督教、伊斯兰教等世界宗教的研究。毛主席视任先生的研究如“凤毛麟角”,说明这方面的人才奇缺;所以,任先生把“培养人才”作为世界宗教研究所的另一大基本任务。其四,毛主席从写好哲学史、文学史和世界史的学术研究角度提出了对神学的批判,在此与宗教研究有着内在的关联。这里,学术批判是主要的,并没有特别突出政治批判、社会批判的意蕴。总之,毛主席的重要批示立意于“加强宗教问题的研究”,主要是从国家亟需这样的研究机构、这方面的人才之角度来考虑的,因此,我们在这里对其学术意义理应有着基本的认知。毛主席高瞻远瞩,早在50多年前就看到了研究世界宗教的重要意义,并做出了具体部署,开创了宗教研究的新局面。我们在认真领会毛主席重要批示时,也要学习这种远大眼光和前瞻性审视,在世界宗教的研究中发扬光大、与时俱进。

叶小文: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建设工程中的《宗教学》教材,当然要建构新的马克思主义宗教学。这是一门以唯物史观为根本立场和方法认识宗教现象的本质、揭示宗教产生和发展规律、处理宗教问题的科学。我们坚信,马克思主义宗教学能够科学地解释当代宗教现象和宗教问题。作为学术研究和理论创新,我们也能够在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宗教理论、科学地扬弃西方宗教学的基础上,建立和发展自己的宗教学学科理论体系。

近30年里,宗教学已发展成为人文社会科学领域里的显学,它在为国家制定社会发展规划和宗教事务管理工作提供理论咨询、繁荣人文学术研究、培训宗教知识和培养专业人才、推动国内外友好交往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它的研究成果不断流布,促使社会各界以更加开放的心胸了解宗教,以更加理性的态度对待宗教,增加了宗教知识,学会与它正常相处,推动了民族团结、社会和谐和宗教对话,也有益于各宗教自身的健康发展。

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传到中国已有大半个世纪,经历了曲折,逐渐结合中国的国情,不断融会中华文化,有了创新性的发展。中国共产党人和社会主义者做了这样几件事:一是在学习马克思、恩格斯诸多论述中,准确把握其宗教观的核心,即唯物史观指导下的“反映论”和“异化论”,用社会生活说明宗教,因而主张把主要精力用于改造社会,逐步消除异己力量对人的压迫,使人成为自己的主人,反对向宗教宣战,尊重人们的宗教信仰自由,划清唯物史观的温和无神论与旧唯物论的战斗无神论之间的界限,划清这个界限对于执政党是关系重大的。二是对前苏联的宗教理论政策进行反思,辨析列宁主义的内在矛盾,认清其“鸦片基石论”和“与宗教斗争论”偏离了唯物史观,在实践上有害于苏联社会主义事业,也是中国“文革”中消灭宗教的极左行为的理论根源,因而要加以抛弃。三是总结建国以来的经验教训。60年中我们对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在理论和实践上既有继承发展,也有偏离和违背。前30年文化激进主义占主导,激情高于理性,斗争多于协调。后30年文化改良主义占主导,睿智重于情绪,包容大于排斥。“文革”之后,通过拨乱反正,宗教理论重新回到马克思主义道路上,并且开拓出了新的局面。四是从中国历史与现实出发,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华文化优良传统和当代国情实际结合起来,根据时代和社会主义事业的新的需要,从革命斗争的轨道转移到和平建设的轨道,从贵斗哲学为主导转变为贵和哲学为主导,在宗教理论政策上也从以限制、监督为主转变为以保护、引导为主。五是以唯物史观事实求是的科学态度开展宗教研究,创造性解释马克思主义宗教理论,广泛吸收西方宗教学成果,结合世界和中国宗教的历史与现实,建设中国特色的宗教学理论体系,使宗教学成为一门快速兴盛的新学科,成为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显学,对于政府宗教事务管理的改进完善、人文学科的综合发展、社会各界与宗教界相互关系的和洽往来,都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二、关于宗教与世界文明、人类文化的关系

问:怎样建设马克思主义宗教学,或者说,依据什么思想方法和理论原则来创新?

未来的重任:继续保持和加强已有的学术活力,创造更多新理论

总之,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在中国的发展,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从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发展成马克思主义宗教学,首次在中国有了宗教学的独立的系统理论。关于宗教学研究的性质和内容、理论和方法,关于宗教的本质和要素,关于宗教的起源和发展,关于宗教的功能和它与社会各文化领域的关系,提供了全方位的理论阐释。在这方面,吕大吉主编的《宗教学通论》和其自著的《宗教学通论新编》具有开拓之功。在宗教学分支学科发展上,宗教人类学、宗教文化学、民族宗教学、宗教生态学等,都有中国人独特的创造。第二,提炼出一系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的基本观点与核心内涵,用以充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指导或影响宗教与社会主义之间关系的调整,在实际生活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逐渐形成既不同于西方也不同于前苏联的中国模式。这些不断出现的理论成果是党的几代领导人的集体智慧和宗教工作干部、宗教研究学者的辛勤探索的思想果实,得到社会大多数的认同。第三,制定与宗教相关的法律、法规、条例,在操作层面形成一套用于实践的宗教事务管理的原则和政策,党的十七大概括为宗教工作基本方针,它是结合中国实际、行之有效的,它是“中国经验”的高度概括。本文着重就第二方面的理论成就作一简要阐释。

研究宗教,必须关注其与世界文明、人类文化的关系。宗教文化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曾对世界文明的形成与发展产生过巨大影响。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早就注意到宗教与文化的关系问题,在谈及宗教反映“人类本质的永恒本性”时也意识到其“文化性”的反映。毛主席对宗教问题的关注及探究也有着明确的文化意向,非常注意从文化的角度来看宗教,并且有过相关说明。例如,毛主席在解放战争时期见到一处白云观时,曾告诉身边工作人员:那是文化,是名胜古迹,是历史文化遗产。毛主席还明确指出:“文化包括学校、报纸、电影等等,宗教也在内。”[2]

叶小文:以唯物史观为指导、以近代中外宗教学成果为借鉴、以科学社会主义实践为基础,这是建设马克思主义宗教学的三大支柱。

中国宗教学30年的发展速度在人文学科领域已属罕见,成绩骄人,但与时代的要求和长远目标相比,只能算是初级阶段。不仅许多问题争议不休,而且存在着薄弱和空缺地带,一些领域未来开拓的空间仍然很大,而宗教学与其他学科的交叉研究则刚刚开始。例如:全球化过程中世界宗教发展新趋势及对我国影响的研究亟须加强,前苏联宗教理论与实践的经验教训总结做得不充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体系有待充实深化,儒学是否是宗教的问题长期聚讼纷纭,民间宗教在文化发展中的地位未获明确认识,宗教立法与当代政教关系研究尚须大力进行,宗教与民族之间的复杂动态关系还要全方位加以揭示,传统宗教的研究还有许多领域有待拓展,其现代转型研究成果不足,以及宗教心理学、宗教生态学、宗教文化学都需要着手建立中国特色的理论体系,等等,总之用得上《论语》的一句话,宗教学尚“任重而道远”。我们还要不断努力,继续保持和加强已有的学术活力,使中国的宗教学产生出更多的创新理论,在建设以人为本的和谐社会与和谐世界的过程中,在人类文明对话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此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也多次谈到过宗教与文化密切交织的关系。例如,江泽民同志曾论及“我国宗教在其产生和发展的过程中,与我国文化的发展相互交融”这一重要观点。[3]特别值得指出的是,习近平总书记最近在位于巴黎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的精彩演讲中,也论及宗教与文化的关系。习近平说:“我访问过世界上许多地方,最喜欢做的一件事情就是了解五大洲的不同文明,了解这些文明与其他文明的不同之处、独到之处,了解在这些文明中生活的人们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我到过代表古玛雅文明的奇琴伊察,也到过带有浓厚伊斯兰文明色彩的中亚古城撒马尔罕。我深深感到,要了解各种文明的真谛,必须秉持平等、谦虚的态度。如果居高临下对待一种文明,不仅不能参透这种文明的奥妙,而且会与之格格不入。历史和现实都表明,傲慢和偏见是文明交流互鉴的最大障碍。”习近平在此表达了一个基本思路,即应该透过宗教的人与物而发现其蕴涵的人文精神,把握人类鲜活的精神存在。“1987年,在中国陕西的法门寺地宫中出土了20件美轮美奂的琉璃器,这是唐代传入中国的东罗马和伊斯兰的琉璃器。我在欣赏这些域外文物时,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就是对待不同文明,不能只满足于欣赏它们产生的精美物件,更应该去领略其中包含的人文精神;不能只满足于领略它们对以往人们生活的艺术表现,更应该让其中蕴藏的精神鲜活起来。”“我们应该从不同文明中寻求智慧、汲取营养,为人们提供精神支撑和心灵慰藉,携手解决人类共同面临的各种挑战。”[4]

支柱一:以唯物史观为指导

宗教学原理和马克思主义宗教理论研究

宗教反映了人类文化的多样性存在,习近平认为,对待这些多彩的文明,应该采取平等的、包容的态度,彼此之间应该相互学习、交流互鉴、取长补短、美美与共、和而不同、海纳百川。“文明如水,润物无声。我们应该推动不同文明相互尊重、和谐共处,让文明交流互鉴成为增进各国人民友谊的桥梁、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动力、维护世界和平的纽带。”而当今世界人们所达成的共识是,没有宗教的和平则没有世界的和平,宗教的和平则需要通过宗教的对话、交流来实现。习近平在这里整体审视了世界宗教与民族等的多元状况,并具体分析了中国宗教文化的历史发展。从世界整体来看,“当今世界,人类生活在不同文化、种族、肤色、宗教和不同社会制度所组成的世界里,各国人民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世界上有200多个国家和地区,2500多个民族和多种宗教。如果只有一种生活方式,只有一种语言,只有一种音乐,只有一种服饰,那是不可想象的。”就中国的宗教文化交流而论,“2000多年来,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等先后传入中国,中国音乐、绘画、文学等也不断吸纳外来文明的优长。”习近平在此还专门谈到了佛教文化交流及其与中国文化的关系,指出“佛教产生于古代印度,但传入中国后,经过长期演化,佛教同中国儒家文化和道家文化融合发展,最终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文化,给中国人的宗教信仰、哲学观念、文学艺术、礼仪习俗等留下了深刻影响。中国唐代玄奘西行取经,历尽磨难,体现的是中国人学习域外文化的坚韧精神。根据他的故事演绎的神话小说《西游记》,我想大家都知道。中国人根据中华文化发展了佛教思想,形成了独特的佛教理论,而且使佛教从中国传播到了日本、韩国、东南亚等地。”[5]显而易见,这里所论宗教是与文化结合而言的,而且对宗教的文化意义极为肯定。

问:为什么要强调以唯物史观为指导?

以吕大吉主编的《宗教学通论》和他独撰的《宗教学通论新编》为标志,中国人创建了自己的宗教学理论体系,其特点是把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宗教理论与西方宗教学成果及中国国情结合起来,提出宗教“四要素”说和宗教是一种“社会文化体系”、“信仰要尊重,研究要理性”,影响巨大。罗竹风与陈泽民主编的《宗教学概论》总序指出:“宗教学的根本目的不在于证明宗教信仰命题的真伪,而在于通过对宗教现象的探索、研究去认识人和人的社会。”陈麟书的《宗教学原理》和吕大吉主编的《宗教学纲要》作为大学文科教材在培养宗教学人才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卓新平的《宗教理解》和张志刚主编的《宗教研究指要》都从世界文化的视野介绍外国宗教学的成就,并与中国宗教文化连接起来,推动了宗教学的发展。罗竹风主编,阮仁泽、肖志恬为副主编的《中国社会主义时期的宗教问题》阐释了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协调的问题。此后,施船升的《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及其相关动向》,王作安的《中国的宗教问题和宗教政策》,龚学增的《社会主义与宗教》,叶小文的《宗教问题怎么看怎么办》,何虎生的《中国共产党的宗教政策研究》,魏琪的《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形成与变迁》,都对马克思主义宗教理论作了新的解释,从正面探讨了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的兼容性及实践途径。

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化的系列讲话中,涵括着“尊重世界文明多样”和“增强中华文明自觉”这两大原则,而这种综合性的文明理解则自然包含宗教文明。习近平说:“世界上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发展模式,各方应该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和发展模式多样化。”[6]“我们不仅要了解中国的历史文化,还要睁眼看世界,了解世界上不同民族的历史文化,去其糟粕,取其精华,从中获得启发,为我所用。”[7]面对并承认这种世界文明的多样性,对于我们并不是坏事而是机遇,对于世界也不是困惑而是希望。在人类共在的这一命运共同体中,其生存条件和共在规则应该是合作与和平。“这个世界,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加深,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个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8]在此,危险和希望同在,挑战与机遇共存。“随着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和文化多样化、社会信息化持续推进,今天的人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条件朝和平与发展的目标迈进,而合作共赢就是实现这一目标的现实途径。”[9]而对待世界宗教的态度、所采取的举措,在此则有很多相同之处。我们研究世界宗教,是促进世界向更好的方向发展,而弘扬世界宗教中的优秀文化内涵则能够营造一种宗教对话、宗教理解的良好氛围,从而有助于化解矛盾、减少冲突、制止战争,争取人类和平的实现。宗教在世界许多民族中都是其文化核心和价值根本,是其民族的精神支撑和精神家园,我们研究宗教,应该注意到这一特性,在国际交往、民族团结的工作中对于宗教问题采取慎之又慎的态度。

叶小文:这是马克思主义宗教学区别于其他一切宗教学的本质特征。宗教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是在实证原则的基础上反思西方旧神学、旧哲学,于19世纪诞生的;唯物史观则是反思当时的旧神学、旧哲学,以及人类其他文明成果的基础上,于19世纪诞生的新哲学。唯物史观吸收了人类文明的积极成果,发现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正确地回答了人类社会的历史之谜,是科学处理自然、社会、人生,及其他相关问题的宏观理论。唯物史观以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思维科学等具体学科的成果为基础,是对它们科学的、哲学的宏观把握和总结。它对宗教学研究的指导意义,至少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关于宗教的本质,学者们突破了宗教“鸦片基石论”的前苏联模式,提出“宗教是文化”的宗教文化论,从根本上改变了过去视宗教为异己力量的观念。先是赵朴初强调宗教的文化性,而后吕大吉、方立天、卓新平、牟钟鉴等一大批学者从不同角度阐释宗教的社会文化功能,并认为提高文化品位是宗教发展的健康方向。于是宗教研究超出“教义宗教”的狭小范围,进入广阔的天地。

而增强中华文明自觉也需要正确对待中国宗教问题。习近平特别关心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强调中华文明的自信和与世界文明的交往。“中华文明经历了5000多年的历史变迁,但始终一脉相承,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提供了丰厚滋养。中华文明是在中国大地上产生的文明,也是同其他文明不断交流互鉴而形成的文明。”中华文明自强却不排外,注重与世界文明的交流和与世界各族的合作。“每一种文明都延续着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血脉,既需要薪火相传、代代守护,更需要与时俱进、勇于创新。中国人民在实现中国梦的进程中,将按照时代的新进步,推动中华文明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激活其生命力,把跨越时空、超越国度、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让中华文明同世界各国人民创造的丰富多彩的文明一道,为人类提供正确的精神指引和强大的精神动力。”[10]在习近平上述精彩的阐述中,我们同样可以悟出对待宗教文明的正确态度,意识到不同宗教之间交流的必要和益处。当然,这里也涉及宗教的转型与革新,宗教也必须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而自我改进、自我扬弃,跟上时代、与时俱进。这里也体现了人类文明的进步、各民族文化的发展。因此,只有深刻理解宗教的文化蕴涵及其意义,我们才能真正做好党在新时期的宗教工作,才能真正“全面贯彻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巩固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发挥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积极作用,最大限度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11]在此,对待宗教的文化意识与贯彻落实党的宗教政策有机相连,可以不断推动我们在现实社会中宗教工作的改善和完善。

一是要走出从宗教本身的历史去说明宗教,用精神因素去说明宗教本质的误区。宗教作为支配人们生活的外部力量在人们头脑中的幻想的、超人间的反映,作为上层建筑和社会意识和一部分,最终由社会的经济基础所决定,只有在社会经济基础中才能深刻把握宗教的根源和本质。否则,宗教研究就只能在神或精神的太空中飞翔,难以落脚于坚实的大地;

关于宗教的结构和功能,学者们打破以往平面化的视野,揭示宗教立体化多维度的结构和各种社会功能。有吕大吉的宗教“四要素”说(宗教观念、宗教体验、宗教行为、宗教组织),牟钟鉴的宗教“四层次”说(宗教信仰、宗教理论、宗教实体、宗教文化),王雷泉的宗教“三层次”说(精神层面、社会层面、文化层面)等。关于宗教的功能,除以往较多关注宗教的政治功能外,现在则更多地关注宗教的心理功能、道德功能、公益功能、文化功能,其正负价值则要视具体的情况而定。

三、关于宗教学、宗教研究和神学

相关文章